一路听着工作电话，他和同伴坐车经过五四广场后来到海边。

海边已经没有多少游人。星星点点的灯光下，海水早已退潮，只留下触感柔软微带湿意的细沙。远处一道细细的白线怎么也逼近不了身边，但海浪的声音却在静寂的夜晚毫无阻碍的被送到耳边。

海滨仲夏夜。

他的心中突然闪过小学学过的一篇课文的名字。课文的内容早已记不太清，只知道是篇极其优美的散文。但这个标题所代表的那种意境，却让他憧憬不已。

少年的梦里，曾经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海边向心爱的女孩告白，澎湃的海浪声就是最好的合声，身边还有清新而带着丝丝咸味的海风轻轻拂过。

他不是没有去过海边。初一和初二的时候，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他也在连着两个暑假都去过另一座海滨城市厦门。

可惜，在那个时代，没有那样一个女孩。而那时的他不过是个小P孩，由父母带着玩儿的小P孩。

自嘲的收起回忆，他在召唤声中和同伴汇合在一起，心中却只想在海边这样继续发呆下去。

并不是没有发呆的地方。

海边还有一家SPR COFFEE，但却在马路的另一边，并不直接临海，倒是有些小小的遗憾。在凌晨时分，这家咖啡厅依然有不少夜归人惠顾。

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他和朋友随意的聊着天，直到接近凌晨才回转酒店。

可惜，香格里拉的房间并不直接对着海岸。

当青春只剩下尾巴，总是忍不住怀念记忆中的美好。

但回忆的花朵失去现实的灌溉，终究会凋零。

于是开始畅想未来有着怎样的颜色。

包子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创造它。

你是悲伤的朱丽叶、流浪的小孩、落入凡间的精灵，在不经意间发现三月的秘密。

可在出道20年后，你却成为了媒体上抛夫弃子、红杏出墙的女艺人。

嘿，不管怎样，你都是我心中的小公主，是我12岁时在电视里高唱十九岁的最后一天的那个女生。

喂……喂喂……

……怎么没有人说话？

你充满热情的接起电话，手机里传来的却是不知所谓的声音，半天也没有人搭理你。

相信碰到这种情况的筒子们应该不在少数吧。扣除了被绑架等极端情况，往往是对方未锁键盘而无意中造成的误拨。

有时候，这种误拨真能伤害到你，相信么？

不信？如果被误拨后听筒里传来女孩的声音（先别忙着高兴），而你的女朋友恰巧在你身边，后果会怎样？

一遍你还可以解释，但如果你当天的人品不好，不幸的被对方无意中误拨了四五遍，你还能稳如泰山么？

不要联想到我，我坦白，我昨晚扮演了误拨的角色:(

MR.BAI是我一位不常见的朋友。在我的电话簿中，根据拼音他排在第一位。很不幸，他成为昨晚误拨的对象，听到了我同桌女孩的声音。更不幸的是，他老婆帮他听的电话。更更不幸的是，他给我打来电话澄清时我正在和人聊天，而电话由于这几天身处会场而一直处于无声状态……

当我在3个小时后发现问题赶紧回电过去时，电话上已经有了来自3个号码的35个未接来电。

“兄弟，你再不来电我就真说不清楚了。”这位和老婆一起白手起家，共过患难，现在大小也是位老总的哥们儿在电话里苦笑着。

报应有时来的真的很快。

刚刚我接了两个电话，里面同样没人吭声。

喂……喂喂……

……怎么没有人说话？

这号码怎么有点眼熟？

17日在上海做一个采访。

采访之前的发布会期间，坐在第三排研究第一排嘉宾的背影。

突然发现一个规律——几乎一半的该公司高层都是地中海发型，而这些高层无一例外都是博士学历。

这是否意味着，anybody一旦读到博士，有很大几率在脑袋上演绎地中海的概况（因为个人条件不同，因此地中海也呈现出不同时期的特点）？

P.S.这次去上海，由于疯狂的F1车迷大批打飞的前往上海，我在迟到后发现后面的空中快线航班居然全满。好在等待了约2个小时后，我有惊无险的完成了第一次候补。特此纪念。

亲爱的经济学家：   
我是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伦敦金融区之一)的一名三陪。我这个行业的人该如何应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的需求骤降，我不知道您是否有一些好的建议？ 
C小姐 

亲爱的C小姐： 
我并没有注意到三陪服务是顺周期性的，但我会相信你的话。你有三个选择，不过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 
选择一：换工作地点。金丝雀码头纯粹是银行业，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市场。伦敦西区到处是对冲基金、石油大亨和旧富们。不过，我承认找到新客户需要花费一番工夫。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和社会学家素德赫•文卡特斯赫(Sudhir Venkatesh)最近对芝加哥的街头拉客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该行业非常集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三陪和嫖客会找不到对方。当然，你和她们并不完全一样，或许可以轻松地换个工作地点。 
选择二：在金丝雀码头撑下去，期待供给会随着需求而下降。莱维特和文卡特斯赫发现，面对需求的激增，街头拉客的供给极具弹性。（7月4日的假期会造成三陪交易升飙升——谁知道呢？）现有的三陪会延长工作时间，其他三陪会来到该地区，而通常不是三陪的女性也会涉足该行业。这意味着在困难时期，你的许多竞争对手会找些其他事情来做。 
选择三：你也许会发现三陪服务有点像房地产中介，即便是严重的需求冲击往往也不会降低费用。你会发现自己工作时收入很高，但常常没有工作可做。你可以用空出的时间进行学习或者找一份兼职。 
对于房地产中介，我也会给出一模一样的建议。 

富士康越过了底线。基本上，富士康站到了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对立面。
资本的意志，法律的威严，传媒的良知，社会的公平，弱者的尊严，一些早已是问题却在今天正式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切的一切，将会在若干个月后得到一个公论，无论胜负。
也许，一财会因此而涅槃，成为行业的标杆而得到尊崇，如同《21》曾经做到的那样。
也许，一财走向衰败，只到最后一根稻草把它压倒。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将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富士康，对于一财，对于翁宝和王佑，对于脆弱不堪却又饱受争议的中国新闻自由。
事情已经超过了原先所料想的范围。
毕竟，谁也不是先知。
 
 
向一财的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是故伎重施，也是一种脑满肠肥的傲慢。
针对个人而非报社，富士康对这种招数显然颇为自得。
在04年台湾《工商时报》旷文琪事件中，富士康这一招数因万人联署和业界大佬的调节而不了了之。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事后曾表示，“这虽然是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不过，第二次的对象成了大陆记者。
今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在C5版头条发表了《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报道富士康普遍存在员工超时加班现象。
7月10日，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通过法院将《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报社记者王佑两位个人的财产分别查封、冻结，并索赔3000万元。
不可否认，一财犯过错，也出过假新闻，但此次的报道当不属于此列。
今年6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邮报》在其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中，披露了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
8月18日，苹果公司针对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状况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称：调查小组发现，该供应商复杂的工资结构，明显违反了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Supplier CodeofConduct》（下称《行为准则》）的相关要求。同时，调查还发现，富士康员工的加班时间超过了《行为准则》有关最高每周工作60小时、至少休息一天的规定。通过检查不同生产线上7个月的换班记录，苹果公司发现，这段时间内，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时35%，其中四分之一的员工连续工作6天以上。
出于做新闻的角度，一财的及时跟进无可厚非，堪称节奏感强、实效性强的作品。可富士康的三点“创新”同样让人品味不已：
一是3000万赔偿诉求警示记者“惹了我让你由新闻民工变成新闻奴隶，一辈子就用来还债吧”；二是柿子拣软的捏，国外媒体搞不定就顶住盯住一财好了，中国的新闻媒体本就不强势，特别是面对带着外资光环、可以影响地方GDP的台资企业；三是富士康将诉讼对象锁定为两名记者，以鲸鱼之身来挑战虾米，胜算自然大大的有，同时杀鸡给猴看，看谁以后还敢写富士康的负面报道。
但更可笑的是深圳市中院受理此诉讼，不由得让业界人人自危。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出具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六点的表述如下，“问:因新闻报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答:……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在明知诉讼主体有瑕疵的情况下依然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3000万元带来的诉讼收入有如此可观么？可观到可以漠视情与理？
在中国新闻环境本不宽松的情况下，富士康的诉讼已变成了对媒体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公然挑衅。抛开无法掌握的客观事实，如果连富士康这样一味赚取利润却罔顾社会良心的企业公民都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无忌惮的挑战良知与正义，要媒体何用？声音微弱的民众除了被轻易的碾碎，还有何种可能自保？
那些跳出来攻击媒体的人似乎忘记了：记者是人，会出错，但出错的范围还在可控之列；但庞大的企业组织一旦出错，社会和民众付出的代价将会放大成百上千倍。批评者在自身利益未受损的情况下自然可以指手画脚言之凿凿大有终极审判官之气势，可一旦三十年河西之时沦为格斯拉的牺牲品，若无秉承良知的媒体为之呼喊，又有谁会关注一个社会角落里弱小的个体？
 
记者是骄傲的，因为有足以自傲的信念和追求。
记者是脆弱的，因为渺小的个人往往要和格斯拉一般的庞大组织抗争。
但诚如翁宝所言，我们还有血性和冲动，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
 
附翁宝今天的日志：
    2006-08-29 | 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血性和冲动
　　记得大学毕业那时，我几乎没有考虑地选择了记者这个行业，一是出于专业不多的就业机会（大学学习的是历史，属于最难以找到工作的一类），一是因为自己的品性，因为自己所受的教育和阅读，自觉还有些许血性，还有一种冲动。
　　感谢沈颢先生，是他给了我最初的从业信心，感谢林力搏先生，是他给了我机会，并把我带到这个行业。
　　10年了，确切而言，这种冲动已淡化许多，随之而来的是一直萦绕的疑问：十年了，我有了什么？
　　名吗？或许不经历这事，文不惊人不善言语的我并不为绝大多数的同仁所知，更不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了。今天还有朋友善意地开玩笑说：兄弟成名了。——但这样的成名，我倒真的不要也罢。
　　利吗？从现在依然为稻梁每日上夜班煎熬来看，就知道自己距离“财务自由”还有两万五千里。
　　那么，我还有什么？或许，从事新闻业多年的同仁，夜阑人静之时，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有什么？！——我们的青春已经流逝，我们的人生基础却还没有；我们的激情或许犹在，但坚硬的现实已经一次次地粉碎我们的向往。——甚至于，在遭遇非难时，我们连到自己拯救自己的能量在众多庞大的组织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微弱，那么无奈。
　　看同辈，官至正局，身居要职者甚多；视朋座，各有手法，积极向上，各有所归，唯自己一直不思进取，也无力进取。论钱财，囊中羞涩，论地位，还是卑微蚁民。这是我自己的写照，也应该是众多从业多年媒体中人的写照。
　　我们的青春和精力都随着我们的血性和冲动挥洒了。看着那些年轻的活跃的身影，我总记得，自己在各地艰苦的采访；总还记得，遭遇的那些非难或围剿；总还记得，许多自己辛苦的文字都成了枯灯下的孤本。我们还有什么？！
　　我也知道，众多年轻的优秀的记者们，他们在挥洒自己青春，追求新闻理想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考虑未来的，甚至于，他们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利害的，但现在，富士康事件显然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该一起痛苦面对的时候了。即便我们一百个地不在乎其他，一百个地与人为善，但恐吓或灾难或许就在背后，如影相随。
　　我们可以不考虑其他，但是，起码的从业权利和职业尊严是我们的底线。而现在，有人在公然挑战这种底线。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新闻的老兵，总记得那句著名的话：老兵不会死去，他只是慢慢消失。
　　——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

月黑风高，紫禁之巅。

两位青年男子背负双手，并肩而立。

肆虐狂躁的风在二人面前也变得温驯下来，他们的衣袍下摆竟没有一丝摆动。

也许是光线黯淡的缘故，他们的脸怎样也看不清。

只是偶尔钻出云层的下弦月还是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一人的后背上印着一座美轮美奂的童话城堡，另外一人的左肩处则绣着一只不怒自威的狮子。

原来是新一代绝世高手布拉格和响良牙。

据说两人原本交往甚少，但根据要长寿多对话的小溪理论，两人决定开始历史性的对话。

1 

时间：2006年7月4日21：20

响良牙（伤感状）：说些什么好呢——在这个谢幕的时节。

布拉格（冷静）：谢幕也意味着新的一幕要拉开了。

响良牙：话虽如此，但伤感还是难免的，阿布也不能否认这点吧。

布拉格：被小牙发现了……不知为何，这两天汪汪同学的临别感言经常在我耳边浮现——xx同学，其实我是很想哭的。我真的很难过，但我就是哭不出啊……

响良牙（痛苦的）：嗯，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但她让我记忆犹新的不是这个。

布拉格：那是什么？

响良牙：抹在我肩膀上的一堆鼻涕和眼泪。

布拉格（生动的痛苦）：……

响良牙：阿布，你这是什么表情？！

布拉格：我想起了毕业典礼那天她留在我右手上的牙印和一些口水，起因只是一个硕士帽……

响良牙：有没有打过狂犬疫苗？

布拉格（欲哭无泪）：……过时间了……

响良牙（警惕的后退）：请与我保持10米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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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格二人组的口号：人要有人格，牙要有牙格。不能因为逐渐尖利了，就丧失品格，胡说八道。